【科技专论】2020，中国基础研究走向何方？
2020，中国基础研究走向何方？
——专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
观点集萃
———我国基础研究目前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重要跃升期。到2020年，将循序实现与主要创新型国家总量并行、贡献并行以至源头并行的三个并行总体目标。
———从目前的状况看，虽然我国基础研究从“仰视”到“平视”时间会比较长，但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而且，由于基础研究是具有传统性的，改变是根本性的，一旦我们迎头赶上，就能维持较长时间的领先地位。
———人始终是创新的第一要素。基金委要“规为引擎，法为准绳”，通过不断改革管理制度，推动创新机制，秉承科学家服务的理念，才能成为科学家之友。新的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办法更加尊重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有利于科研人员从事科研活动，同时也更加符合国际惯例。
“我国基础研究目前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重要跃升期。到2020年，将循序实现与主要创新型国家总量并行、贡献并行以至源头并行的三个并行总体目标。”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对于中国基础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的判断。
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大幕徐徐升起、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基金委做了哪些工作，并将会有哪些改变？在“十三五”规划即将步入实施之际，展望2020，对中国基础研究会有哪些期待？针对这些问题，全国两会期间，我们专程采访了杨卫院士。
2014: “两增”“两抓”“一克服”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2014年基金委的资助情况。据了解，基金申请量已连续两年呈降低趋势，这说明了什么？
■杨卫：2014年度基金委共接收2275家依托单位提交的各类项目申请155472项，全年计划安排各类项目资助金额约247亿元。申请数已连续两年呈降低趋势。申请数的些许走低在我们预料之中，也是2011年对基金委进行国际评估所做的建议。
申请数的降低源于基金委采取了限项申请措施。例如我们规定，面上项目连续申请两年未获资助则暂停一年申请资格，使得面上项目自2013年起连续两年申请量呈一定幅度下降；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纳入了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3项的限项范围；为避免重复资助，2014年度还首次实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查重，即同一年度内，已经申请或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科研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除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之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这些措施促使了申请者更加注重申请质量、珍惜申报机会，同时也保证了评审专家的精力和评审时间，提高了评审效率和评审质量。
■记者：在资助具体情况方面，与往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卫：如果用简单的词语总结2014年基金委的重要工作和变化，可以概括为：“两增”、“两抓”、“一个克服”。
“两增”一方面是指刚才提到的评审效率提高；另一方面是指资助率、资助强度略有提高。
具体来说，为稳定支持科学家自由探索，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发展，2014年，基金委资助面上项目15000项，资助经费约119亿元，平均资助率为25.35%，较2013年平均资助率（22.46%）提高了3个百分点；平均资助强度为79.57万元/项，比2013年提高7.38%（2013年为74.10万元/项）。重点项目上，平均资助强度为338.21万元/项，比2013年提高43.35万元/项。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和资助强度也均有所增加。
目前，全世界认可的最好的资助率大概为20%-30%，这样可以保证项目的质量与一定的覆盖面。2014年，我们的平均资助率为25.35%，应该说比较合理。
“两抓”中，第一是指抓“人才项目”。
2014年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简称“杰青基金”）设立20周年，通过总结20年来杰青基金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和经验，可以深刻地感受它在培养我国科技人才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杰青基金获得者的成绩也得到了科技界的高度认可。2014年起，为了更好地支持杰出青年科学家持续开展前沿研究工作，该项目资助强度由200万元/4年提高到400万元/5年。
同时，为了造就冲击国际前沿的创新队伍，科学基金资助创新研究群体项目38项，比2013年增加8项，资助经费达到44520万元；实施3年的30个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都给予第一次延续资助，资助经费17640万元。促进了创新团队的稳定发展。
此外，基金委从2014年起负责千人计划中的“青年千人”的评选工作。从评审专家以及社会反响来看，这个项目运行非常出色。这批30余岁的年轻人将成为推动我国新一批科学发展的主力军。
第二是指抓“信息化建设”。
2014年，基金委实现了部分项目的网上申报；2015年，将实现所有项目网上申报。这种方式可以使基金申报更加便捷，也有助于我们利用数据科学的一些手段进行数据分析或查找学术不端行为等。同时，基金委正逐步实现以前所有资助项目的数字化公开工作，可供随时查阅。
基金委还试点推广使用了评审专家辅助指派系统，探索提高评审专家指派的准确度和评审工作效率。计算机可以根据申请书中的“热词”等自动分组、打包，选择出相关度最高的专家名单供基金委管理人员参考选择。此外，为促使评审专家认真阅读申请书进而提高通讯评审质量，基金委还试点在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中首次使用新的专家评审意见表格。
“一个克服”是指克服三期叠加“换挡期”到来而产生的变化和影响。当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时，这个影响在基金委资助方面也体现出来。
之前一段时间里，基金的财政拨款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每年以平均20%的速率增加，大致与中央财政经费增长速度相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去年资助金额为100亿元，今年增加到120亿元，按照基金的操作模式，去年支持的项目部分经费顺延到今年拨款，资金额大约为50亿元。这意味着今年可以新资助70亿元的项目。按照第一年支付50%的惯例，这意味着我们大概可以支持140—150亿元的新项目。如果一直保持着基金的高增长率，这个模式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增长率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央财政与GDP增速相适应，处于发展速度的“换挡期”，从两位数的增长过渡到1位数。当增长速率降低到6%-7%时，资助计划将大于财政拨款。比如，2013年，基金委的资助计划已达到247亿元，但财政拨款仅为160多亿元，“剪刀差”约70多亿元。如果这个缺口持续出现，将影响新的资助计划的增长。
因此，虽然国家对基础研究依旧非常重视，财政拨款依旧逐年增加，但在增加速率降低的影响下，我们依旧需要逐步克服由三期叠加“换挡期”造成的资金缺口，不能同比例增加资助额，这样才可以逐步消除“剪刀差”。同时，也不能实行“硬着陆”，对我国的基础研究资助造成震荡。预计到今年，这个“剪刀差”将从2013年的70多亿元降到40多亿元。
改革： 探索实现“一体双能”、“一体双翼”
■记者：2014年，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启动，可以称为是对科技体制优化布局的一次“大手术”。其中提出按照转变职能的要求，政府部门不再直接从事资金的具体分配和项目的日常管理，而是抓战略、抓规划、抓布局、抓监督，具体管理工作交由规范化的专业机构负责。对于这个改革方向，基金委如何定位？
■杨卫：本次改革主要思路是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创新规律，将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分成两种———资源宏观配置功能与微观评价功能。其中资源宏观配置功能由科技部、工信部、基金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管理委员会来执行；微观科技评价功能要求委托专业机构来执行，国务院各个部门自身不能介入。
类比各国的基金会运行模式，基金委具备两种功能：其中计划局、政策局、财务局等部门负责宏观资源的配置、战略规划和具体落实等工作。8个科学部的主要功能是组织专家评审，科学部工作人员由各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基本上都具有高级职称，仅研究员的数量就达到73%。他们承担的功能主要属于中观和微观的评审管理功能。因此，未来我们探索的是如何让基金委更好地实现“一体双能”或称“一体双翼”。
科学基金的定位可以简单概括为支持基础和前沿、支持人才和团队、注重交叉学科发展。如今，我们依旧把它们作为科学基金的资助准绳，准确把握定位，围绕“筑探索之渊、浚创新之源、延交叉之远、遂人才之愿”的战略使命，着力支持科学家进行自由探索，着力培养创新人才和团队冲击国际前沿，着力推进交叉学科发展促进交叉融合，按计划完成各类项目申请受理和评审工作。
■记者：本次改革被称为“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在财政体制方面，基金委将有何新举措？带来什么改变？
■杨卫：本次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财政体制改革，按照改革的部署和要求，基金委也即将出台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从2015年起，各类项目申请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
其中直接经费是指发生在具体研发项目中的费用；间接经费是用于改善为科研活动投入的各种支撑条件的费用，如办公室、实验室、水电和相应的服务等。
事实上，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是国际上一种比较通用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其主要的依据是，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辅助条件，用间接经费来支付这部分费用，既能让科研经费使用更加透明，降低钻制度漏洞的可能，也可以提高依托单位方面的积极性。
美国科学基金会也使用这种方式，但设置比例与我国不同。美国科学基金会通过与各个高校进行谈判，来确定间接经费比例。一般来说，谈判学校科研水平越高，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间接经费所占比例就会相对较高，如常春藤盟校、斯坦福大学等。但这里也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各个高校间接经费比例不一，而直接经费是根据科研项目本身确定的，并不因客观原因有显著差别。由此一来，同样的项目，在越有名望、当地经济水平越高的高校申请，需要的总体经费越高，因此，在申请项目时的竞争力就下降了。这也为避免名校间接经费过高提供了一个制约机制。
今年，科学基金将正式实施间接费制度。我们暂定对于500万元以下的项目，间接经费的比例设置为20%；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项目，间接经费是13%；而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是10%。这个设置比例的原则是，有了这一块间接经费，能更好地为科研人员提供服务。但项目经费越多，依托单位间接经费比例反而有所下降，因为其提供的服务并非等比例增长。需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一部分由依托单位掌握的间接经费以后可能会成为基金委监督各单位科研经费管理的“抓手”，通过审计和信誉评级等制度，促进各依托单位提高管理水平。
新的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更加尊重基础研究规律，有利于科研人员从事科研活动，同时也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人始终是创新的第一要素。基金委要不断通过改革管理制度，推动创新，为科学家服务，才能成为科学家之友。
现状： 逐步从“仰视”向“平视”演进
■记者：您如何判断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现状？
■杨卫：据我判断，如果想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目前在两方面的差距仍较大：一是高等教育；二是基础研究。在这两个领域中，若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需的时间周期特别长，必需久久为功。
基础研究方面，在其追赶性发展中通常会遇到一定程度的伴生难题。第一是中腰隆突与顶天立地的冲突。我国拥有规模宏大的科研队伍，汤森路透做过统计：所有论文里面的中国作者人数是50多万人，但是我们缺少顶尖大师；我国基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批成果，但尚不足以支撑创新驱动，立地不实。第二个是稳步进展与公众期待的矛盾。我们希望基础研究稳步发展，公众期待中国人什么时候得诺贝尔奖。但事实上，基础研究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需要长期稳定支持，成效可能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产生。第三个是行政调控与专家评审的平衡。科学自主性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基础研究主要依靠财政投入，投入经费的政府部门就有合法干预的动因，希望看到经费投入所产生的绩效。
从目前的状况看，虽然我国基础研究从“仰视”到“平视”的时间会比较长，但只要这个过程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我们就有希望。而且，由于基础研究是具有传统性的，改变是根本性的，一旦我们迎头赶上，就能维持较长时间的领先地位。
我国在基础研究上的逐步崛起，是以如下事实来佐证的：
1.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长，环境条件不断优化。2006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155.76亿元，2013年达到555亿元，年均增长约20%。我国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推动全球研发格局形成了美、欧、亚“三足鼎立”之势。包括研究经费、法规制度、科研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各方面环境条件不断改善，为基础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2.科技论文总量世界第二，同时质量呈稳步提高的态势。我国科技论文总量2006年以来一直居于世界第2位，2014年发表SCI论文23.64万篇，其中标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占60.27%。10年来总被引次数逐年递增，2004年至2014年9月论文共被引1037.01万次，居世界第4位（居美英德之后），从1998年之后每年前进一名。从质量看，2004年至2014年，我国高被引论文（引用次数居世界前1%）数为12279篇，占全球10.4%，居第4位（居美英德之后）。
3.基础研究的人才队伍壮大，合理创新梯队日渐形成。凝聚了一大批中坚力量，造就了若干优势团队和一批高水平人才。我国从事基础研究队伍体量已具备科技大国的规模。全球高被引论文作者榜单中，2001年中国大陆作者仅为7人次，占比不及0.1%，而2014年达到128人次（共114人，其中110人曾获得科学基金资助），占比提升到3.98%。
4.学科稳定发展，逐步从“仰视”向“平视”演进。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稳步发展，信息、空间等综合学科，以及认知科学、纳米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受到高度重视，基础医学、农学、工程科学等应用基础学科得到大力支持，部分学科整体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取得重要进展。据统计，2014年我国有16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比上一年增加1个，其中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材料科学、数学等5个领域论文被引用数排名世界第2，农业科学和物理学排名世界第3。
5.重大成果呈“星星之火”，蓄积加速燎原之势。我国基础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批诸如倒向随机微分方程、量子通信、铁基超导、中微子振荡、拓扑绝缘体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在量子调控、纳米、全球变化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系列重要进展，总体上看，基础研究重大成果有加速产出的趋势。
同时，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既有压力也有动力。第一个压力是投入与产出绩效。今年国家对科学基金的经费投入194亿元，人们会追问我们产出了什么成果？第二个压力是我们处在国际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国际同行不断前进，自己进步慢了就深感压力。第三个压力来自科学家自身参照系的提高，假如跟不上参照系上行的速度，也会感觉到有压力。
再有就是动力。中国崛起是一个动力，中国应该作出更大贡献，基础研究也要作出更大贡献。每一位学者、每一个研究机构都有自身的期盼。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期，从以前资源消耗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创新之源也越来越重要，这些都给我们新的动力。在压力下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在动力下我们拥有很多机遇。
未来： 2020年初步实现三个并行总目标
■记者：针对国际国内新动向，展望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在世界科技格局中将有什么变化？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世界科技发展格局两方面将产生什么影响？
■杨卫：结合现状，从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速度和趋势看，我们目前在若干前沿技术领域基本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行的发展。我认为，未来中国科学的良性发展应该渐次达到以下三个目标：具有世界显示度的“总量并行”——即别人承认你是“大国”；在学科发展主脉络上具有标志成果的“贡献并行”或称“过程并行”———即在学科发展主脉络上的重要贡献你也有份，在科学发展的重要节点有若干个是由你取得的；由科研突破所记录的“源头并行”———即取得可彪炳于科学史册的创新成果。在2020年，也就是“十三五”规划完成之期，达到下述目标———
在总量并行方面：一是经费投入上，目前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大约为300多亿美元，中国为80—90亿美元，约为美国的1/4。我们希望到2020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可以达到其1/2;国际合作交流经费达到与合作对象大致等同的体量。二是在学术产出量上，与美国差距进一步缩小。三是学术影响力，由目前总被引用数全球第四上升为第二；争取有1-3个领域达到第一；在学术质量方面，希望篇均被引数接近世界均值（现在约7.57，世界平均11.05），如前1%高被引论文作者占全球10%（现在约4%）。
在贡献并行方面：一是热点研究方面，每年涌现10项左右里程碑式的学科前沿工作；热点论文排名第二；主导5%以上的学科前沿热点形成。二是学科发展方面，在全球学科地貌图上形成若干“隆起”区域。三是人才团队方面，拥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军人才，学科全球前50位科学家占比进入前四；每个学科涌现1个有重要影响的前沿团队；更多科学家进入世界主要学术组织的核心领导层。
在源头并行方面：一是原创成果方面，面向世界科学前沿每年涌现3-5项具有原创意义、具有冲击国际大奖实力的重大成果。二是创新基地方面，形成一批具有学科高地性质的研究中心。三是贯通成果方面，面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产出一批从原创到应用、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贯通性重大成果。
结合现状，从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速度和趋势看，三个并行是积叠渐进、有可能实现的阶段性战略目标。经过循序渐进、稳定发展，到2020年初步实现三个并行，将标志着中国基础研究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发展与整体水平的全面跃升。
建议： 基础研究要成为引领新常态的“发动机”
■记者：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作为中国基础研究管理工作的掌舵者，您认为国家应从制度层面提供哪些保障？
■杨卫：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我们认为，基础研究应该争取起到引领新常态的作用。
对于中国基础研究而言，我们面临“六期叠加”的复杂形势，即：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经济和产业提质增效升级的全面转型期、国家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突围期、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攻坚期、科技体制和创新体系的深度调整期、基础研究量变到质变的重要跃升期。在这种背景下，更应该持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当中央财政增长进入个位数时，我们的资助规模相应也要进入这个阶段。但基于基础研究应该引领新常态的定位，建议中央财政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的增长幅度应该大于财政增长的速度，力争占全口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的25%以上，或社会全口径研发经费的8%。
此外，目前大量的研究经费是竞争性的，建议考虑一定量的稳定性支持。例如，在人才项目中，基金委2014年将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资助期限由3年+3年+3年改为6年+3年，简化了延续资助审批程序，减少1次考核评估和1次结题，可以提高评审工作效率，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当然，竞争性与稳定性是双刃剑，很难判断哪项更优或更公平。应该说，推向极端都是不妥的。建议探索建立以竞争为主、稳定支持为辅，两者相互交融的新模式。改革完善项目管理机制，强化稳定支持与成果绩效导向相结合的过程管理。包容多元、宽容失败、鼓励“敢为天下先”，让科学家感受到科研环境宽松、原创氛围浓、自由探索空间大、体制机制束缚少这样一种学术生态。
（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李将辉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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